KY体育官方网站1919 年 3 月 ，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正式创建。读起前辈事迹，由衷敬佩前辈们在国家危难时的担当。藉此百年之际，辍笔成文，特此纪念。

　　防疫是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经济条件、交通状况、风俗习惯KY体育官方网站、人口流动、居住环境、战争、灾荒及流民等都对防疫工作产生重要影响。

　　1842年战争的失败迫使清廷解除海禁，开埠通商。列强对华侵略的加深、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经济交往的增多以及铁路、航运等近代产业的兴起，使疫病成因趋向复杂，传疫速度加快，防疫压力增大。

　　洋务派李鸿章对兴办近代医学持积极态度，认为西医在“救治伤科、直起沉疴”方面尤“独擅专长”，造就西医人才“实为当务之急”。此后，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使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大批有志青年怀着医学救国梦到海外学习，西医人才逐步增多，影响扩大。

　　于此同时，西洋医学在华扩大传播，到19世纪末，教会医院在华已达80余所，这是近百年来，西洋医学输入我国的主要时期。种种因素，为破除封建迷信的思想壁垒，普及近代医学防疫知识奠定了基础。

　　1867年鼠疫从广西北海传入并蔓延至广东雷州半岛。1894年，广州暴发鼠疫。1911年满洲鼠疫暴发，波及我国海拉尔、齐齐哈尔、沈阳及河北、山东各地，共造成八万多人死亡。

　　1917年，绥远发生鼠疫，蔓延至晋冀两省，这次鼠疫流行造成三万余人死亡。北洋政府内务部遂下令筹设中央防疫处，以防杜疫症。1918年6月开始筹备。1919年2月北洋政府向西方银行借款100万元，并于同年3月正式组建中央防疫处，地址在北京天坛内西南隅神乐署故址。

　　图一：天坛神乐署。1937—1945年，日军华北甲1855细菌部队占领并在此进行鼠疫、霍乱、伤寒菌的培养及人体试验，1945年日本战败后，为销毁证据，日军对神乐署进行了破坏。

　　中央防疫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产研究专门机构，直隶于内务部，刘道仁、严智钟分任正、副处长。下设秘书室和三科，人员编制共63人。

　　中央防疫处不仅制造针对天花、白喉、猩红热、伤寒等疫病的血清、疫苗等防疫用品，还配备一些实验、化验设备，为国内其他医院、医生提供帮助，履行公共卫生实验室职能。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隶属于卫生部。1929 年2月9日，《修正中央防疫处组织条例》规定该处负责 “掌理全国关于传染病之研究、讲习及生物学制品之制造检查鉴定事项”。

　　中央防疫处可独立研制血清、疫苗及抗毒素等防疫制品，使中国初步摆脱了防疫制品过度依赖国外供应的被动局面。由于政府重视，社会需要大，中央防疫处各项事业发展很快，涌现出一大批科研成果，并不断有论著问世。1919—1922年，生产的防疫制品有霍乱疫苗、伤寒疫苗、牛痘疫苗、淋病疫苗、狂犬病疫苗、链球菌疫苗、白喉毒素、结核菌素、脑膜炎血清、链球菌血清等；1923年，生产的有百日咳疫苗、健康马血清、鼠疫疫苗、破伤风抗毒素、肺炎疫苗、白喉毒素抗毒素混合液、葡萄球菌疫苗、诊断用血清11种、赤痢血清、锡克氏反应用毒素、肺炎球菌血清（第 1 型）等；1924年，生产出马鼻疽菌素、犬用狂犬病疫苗、伤寒菌液，诊断用血清 2 种、副伤寒甲型菌液、副伤寒乙型菌液。1925年，成功研制出猩红热血清；1928年，生产出灭菌蒸馏水、甘氏反应抗体原、灭菌生理食盐水及抗羊血介体等；1929年，生产出瓦氏反应抗体素、鼠疫血清及脑膜炎疫苗等制品；1930年研制出霍乱伤寒混合疫苗；1931年，生产出白喉类毒素、猩红热类毒素、狄克氏反应用毒素等。

　　中央防疫处在天坛本部及北京公共卫生网点，向民众进行疫苗免疫及抗疫血清注射，1927年 1—9月，给3762人注射了天花疫苗，同时，还进行伤寒、霍乱及狂犬病疫苗的免疫接种。1920—1921年，肺鼠疫再次传入我国内蒙地区，中央防疫处对此次疫病流行进行了积极干预，并取得一定成效。《中国基督教年鉴》这样描述，“此次疫病暴发流行期间，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开始执行一项关于鼠疫诱发及传播的重要研究。那些接受西医培训的中国医生，已经能够在短时间内，应对肺鼠疫这样的致命疾病，实为一项巨大进步”。

　　中央防疫处“历年扩充，颇著进步”，其疫苗及血清制品，堪与舶来品媲美。防疫处生产的医用药品令人满意，需求量不断上升，大多数在华教会医院在此订购所需医用药品，不再从国外进口。

　　“九一八”事变后，中央防疫处决定迁离北平，先在南京设制造所，1935年民国政府卫生署令中央防疫处迁往南京，天坛旧址改称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许多科研机构和大批的顶级科研人才迁到昆明，中央防疫处就是其中之一。

　　坐落在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如今已成为昆明市区的一部分。而在70多年前，高峣还是滇池边的一个小小渔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于1939年迁到昆明后选址于高峣设立实验机构，使这个渔村聚集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文化、科技人才。当时的高峣村民不可能知晓，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群年轻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正开展着堪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工作。

　　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阀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8月13日日军又借口虹桥机场事件对上海发动了进攻。上海工人、学生举行和反日罢工、捐款支援前线等抗日救亡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汤飞凡再也不能安心把自己关在研究所里。他走出实验室，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并且根据他的坚决要求，被分配在离火线只有几百米的第一线救护站。

　　汤飞凡在前线日夜工作，放弃轮流休息，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里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汤飞凡回家，他的夫人何琏对他说“听说日本人的炮火很厉害，你们怎样躲避？”

　　“啊，是很厉害，但打不中我”，他风趣地说，“因为我目标小，所以这个最合适。”

　　虽然时刻有被炮弹击中的危险，目睹了许多士兵英勇牺牲，但他自己却从没有过对死亡的恐惧。在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他感到自己的生死完全无足轻重。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淞沪抗战之后，南京面临沦陷。汤飞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接到英国的通知，要他坚持工作，必要时撤往英国。

　　“眼看要做亡国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又有什么用？！”他叹气说。

　　南京陷落后，政府西迁武汉，上海成了孤岛，汤飞凡整天忧心如焚。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长的颜福庆鉴于战争期间瘟疫猖獗，以重建中央防疫处为当务之急，能当此重任非汤飞凡莫数。一封书信自武汉至上海，请汤飞凡到长沙重建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正在自惭对国家民族无所作为，马上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1938年夏天，汤飞凡同夫人何琏乘飞机到了长沙。没想到重建防疫处比他预料的要困难得多。

　　1938年汤飞凡到长沙时，中央防疫处如一盘散沙。办公地点是暂借的，职工包括从北平撤来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来位，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原本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怜的几个，充其量能制备狂犬疫苗。日常开支靠出售从北平带来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维持。更要命的是，日军连日空袭，处长陈宗贤不在长沙，人心涣散。

　　汤飞凡的到来，使防疫处的工作恢复正常，很快提高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随他献身中国卫生防疫的手下。

　　陈宗贤回长沙后，两人开始防疫处重建工作。可是此时武汉告急，政府已迁重庆，根本无力顾及建设卫生防疫机构，只是命令防疫处迁移。往哪里迁？陈宗贤主张迁往重庆，汤飞凡认为重庆过于拥挤而且交通不便，建议迁往昆明，便于同外界联系。两人争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庆请示。到重庆时颜福庆已提出辞职，卫生署长人选未定，主意无人愿拿。汤、陈二人都声称如果自己的建议不被接受就辞职。当时长沙的局势已经很紧张，最后卫生署决定将防疫处迁往昆明，陈宗贤调离，汤飞凡接任防疫处长。

　　汤飞凡雷厉风行地在短短几天内卖掉了从北平带来的全部疫苗和抗毒素，筹集了两千大洋，除了几件一时运不走的大件设备留在长沙外，其余设备装车出发。中国这支小得可伶的国家防疫队伍，押运着那为数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设备，跋涉到了昆明。

　　幸亏行动果断、迅速、早走了一步。他们走后不到两个星期，日军打到离长沙只有100多公里。在张治中统帅下的国名党军队准备放弃长沙，放了一把火，几乎将长沙烧光。员工们议论说，幸亏来了汤处长，救了防疫处，不然早就完了。

　　防疫处总算保存了下来，可是更大的困难还在前头——必须几乎白手起家地把它重建起来。

　　汤飞凡手里的三百银元，就是防疫处的全部资产。岳父何键知道他此去困难重重，事先写了信给省长龙云和惠滇银行行长缪云台，请他们协助。正是这千金难买的几封信，使防疫处在昆明借到了房舍，从银行贷到了款，于1939年初开始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几种简单的菌苗疫苗和诊断试剂，收入除维持日常开支外尚有盈余。

　　但汤飞凡决不就此满足，他下一个任务是尽快建立防疫处的新址。日军的轰炸使他下定决心火速在郊区兴建，他看中了西山滇池外一块地方，不料是座寺庙的地产，方丈安定先是不给，后来在龙云的协调之下松了口，但要收取高出市价十倍的地价。他知道汤飞凡拿不出，没想到自己棋错一招，汤飞凡连声说好，最后由李子厚出面，商妥地价5000元，分5年付款。后来汤飞凡和方丈安定搞好了关系，只收了1000元作为“布施”，地价不要了。

　　地有了，可是没钱，汤飞凡三上重庆，卫生署还是无钱可拨。就在汤飞凡无计可施之际，一位金融界的朋友给他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他以防疫处全部资产做抵押，从惠滇银行贷了一笔低息长期信用贷款，再由该银行做担保，从几家私人银行借现金贷款，拆东墙补西墙加上透支，汤飞凡冒着随时被关进监狱的风险，于1940年春建成了防疫处新址。

　　汤飞凡在昆明与其说是“重建”中央防疫处，还不如说是“创建”更为恰当。他没有因为战乱迁徙，困难重重而降低科研生产标准和对全处工作的要求。

　　他参照纽约州卫生研究所的办法，建立了一套技术管理制度。因为当时是用蓝色封面，被大家叫做“蓝皮书”。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制造疫苗、血清和实验室工作的《规范》。

　　1926年齐长庆从一位天花患者的痂皮分离了一株天花病毒。这株病毒经猴-兔-牛等动物交替传代减毒成为可用于制造牛痘疫苗的毒种，称为“天坛”毒种。1940年汤飞凡让朱既明和李严茂将其与印度毒种做了比较，证明天坛毒种制造的疫苗效力较强，发痘率高，但局部反应较重。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与痘苗中的杂菌有关。传统方法处理后，杂菌仍然较多。1941年汤飞凡和朱既明成功研究出用杀菌的新方法，大大提高痘苗的质量。此后一直应用这种改进的方法制造痘苗，但仍沿用“天坛”毒种。

　　1942年，在中国战场作战的盟军发现疑似天花病例，经调查怀疑是使用了失效的牛痘疫苗。当时盟军所用疫苗均运自英美，唯独牛痘疫苗因无法长途运输，所以就近采用了印度的疫苗。事情发生后，盟军对印度的疫苗失去了信心，他们了解到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了对中国的牛痘疫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于是用印度疫苗与中国疫苗进行对比试验，比较结果是中国疫苗比印度疫苗稳定，而且发痘率高。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疫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送，改由中央防疫处供应。正是由于汤飞凡制定的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改进的生产程序，中央防疫处提供给盟军的疫苗万无一失。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中央防疫处的研究人员也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学术资料，交流讨论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每周，汤飞凡都在自家举行读书会进行文献讨论，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文献讨论会，拉开了我国研制青霉素的序幕。

　　汤飞凡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民国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处文献会之某次周会内，曾由魏曦技正报告：关于Abraham, Chain和Florey诸氏在Lancet杂志上，所发表对于青霉素或盘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据称青霉素，既无毒质，且具充分杀菌效能，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因此引起吾人深切之注意，同时以青霉素既系霉菌所产之物，则其制造，自属生物学制品范围之内，是以吾人深欲一为试探。”

　　制造青霉素首先要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青霉菌。受云南霉豆腐制作方法的启发，汤飞凡号召研究员们从旧衣、家具、水果等等一切可能之处收集霉菌，涂布到培养基上，寻找纯种霉菌。终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从一名工作人员鞋子的霉菌上提取出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分离菌种的工作从1941年冬一直进行到1944年春，经过上百次试验，共获得帚状霉菌40余株，能产抗生素的有11株，据研究员回忆“以汤飞凡所长分离的菌种为最佳”。

　　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随后大量投入生产，甚至能供欧美的盟军使用。

　　当时《自然》杂志中有一篇关于中国中央防疫处的特写：“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检修，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警惕。一天夜里，汤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嗞嗞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来不及去开几道房门，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他赶快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才没有爆炸。

　　就在这个简陋到没有自来水的“工厂”里，汤飞凡不仅生产了中国自己的青霉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还培养了一批中国未来微生物学、免疫学的骨干。

　　汤飞凡上任以来仅仅三四年时间，并且是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条件下，使一个支离破碎的防疫处面目一新，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他常对人说自己很笨，但有一条：“一件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坚持到底，就要认真干好。”

　　从昆明到北京，从中央防疫处到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一刻不停地投入到与传染病的战斗、与细菌病毒的战斗中，甚至还要一次次白手起家重建实验室，同时兼顾生产，在1946 年春天恢复了牛痘苗等急需制品的生产，并支援解放区牛痘苗10万支。中央防疫实验处北平的新址建成后又增加了青霉素、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的生产。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央防疫处”由军委卫生部接管，后隶属国家卫生部，将“中央防疫处”更名为“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所）”，国务院任命汤飞凡先生为第一任所长。在当时，可谓是实至名归，为众人所盼。新中国当时将“预防为主”的方针照耀于世，因此北京所的事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在1958年春天，北京所于北京东郊建成新址，占地一千五百余亩，建筑面积约五万两千平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疫苗、免疫血清研究生产机构。

　　1954年，烈性传染病已被控制，防治的重点转向多发的KY体育官方网站、常见的传染病。当时沙眼发病率极高，汤飞凡所长通过鸡卵黄囊培养病毒，成功分离沙眼病原体，并精巧使用抗生素，将病毒分离率提高两倍，彻底解决了70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破解沙眼病原，历磨难甘当重任；勇攀高峰探索，更须另辟新途径！”这短短20几个字不足以涵盖这其中的艰辛与磨难。

　　1955年8月18日是一个值得我们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记住的日子：北京所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原体的机构！这株病原体就是著名的TE8。汤飞凡博士也成为发现重要病原体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在1981年，汤飞凡先生获国际沙眼防治组织金奖。

　　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在病毒学发展的早期，他用物理方法研究阐明病毒的本质。1955年他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是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建国后，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种痘，北京所承担了牛痘苗的生产任务，并研制了生产天花疫苗的新工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KY体育官方网站，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十六年。赵铠院士组织研发成功的鸡胚细胞培养取代了动物接种制备痘苗，为控制天花以至消灭天花做出了突出贡献。

　　1979年于日内瓦原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章以浩在全球消灭天花证书上代表中国签字

　　北京所在1950年首推卡介苗生产，千万儿童获得防痨保险；1953年率先研制生产黄热疫苗，赴非人员免受黄热病困扰；1957年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麻疹病毒，成功生产麻疹活疫苗，保护儿童健康功绩斐然；1964年率先研制成功鸡胚细胞培养牛痘苗，跨入现代疫苗新阶段；1973年创建人二倍体细胞，广泛用于医学生物学研究，消除外源病毒污染，用于疫苗生产；1986年率先研制成功血源性乙肝疫苗，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部级疫苗生产技术推广应用一等奖，为我国防控乙肝传染做出卓越贡献，而后成功引进酵母重组乙型肝炎疫苗技术和生产线，乙肝疫苗升级换代，充分满足人民的防疫期盼。

　　有关冷冻干燥技术、病毒性疫苗的细胞培养技术、单采血浆技术及生物制品检定的生化技术等多项技术，以及血源性乙肝疫苗、风疹疫苗、乙脑灭活疫苗等多种疫苗都是首先在北京所诞生。

　　1989年，率先引进美国Merck公司重组酵母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全套生产线

　　与此同时，北京所与国际卫生组织及各国相关研究所的联系合作日益加强，北京所的英文简称“NVSI”( National Vaccine and Serum Institute)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50年间北京所和兄弟单位一起，和全国卫生防疫系统的同仁们一起，共同为防病灭病、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8年，北京所将优质资产重组，以募集方式成立天坛生物， 1998年6月16日上海证交会股票上市发行。天坛生物上市十余年来坚持传承、创新、发展，在新的体制、新的运营模式下稳步发展，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天坛上市之后，北京所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科研为主的轨道上来，加大科研投入，改善科研条件，科研管理机制逐步同市场经济接轨，科研人才的培养、引进和课题项目的进展成为全所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十多年里，先后研制成功Vero细胞乙脑灭活疫苗、麻风二联、麻腮风三联疫苗等，为天坛生物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

　　1919年，中央防疫处的成立为我国生物制品的研制培育了沃土、奠定了基石。在历经战火、创造辉煌后，如今，这近百年里所留下的积淀，将会在传承中不断发展，愈发熠熠生辉。

　　2003年以来，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北京所”）开始研发预防SARS、禽流感、艾滋病等威胁人类的重大烈性传染病疫苗，各项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进展；2005年，在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在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生物”）的直接参与下，北京所与天坛生物、国家CDC病毒所联合组建了“新型疫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新型疫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效率。研究中心主要从事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疫苗，重点建立基因重组技术、哺乳动物细胞大规模培养技术、联合疫苗、结合疫苗技术、DNA及多肽合成技术、人源化单抗技术等生物制品研发的关键性技术平台，实现疫苗研究上下游的有机结合。研究中心建立以来，为我国的疫苗产业创造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也孕育着一批依托于关键平台技术的生物制品研制。

　　2011年，北京所完成改制，正式更名为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公司），只保留科研功能，科研产品和技术成果按照中国生物的整体战略发展布局在中国生物内部转化。2012年，北京公司（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整体搬迁至位于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研发基地。

　　2014年，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更名为国药中生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生物研究院”，英文名称“National Vaccine and Serum Institute”)，在亦庄基地正式挂牌成立，定位为中国生物的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中心。

　　依托于近百年积累的科研积淀，今天的中国生物研究院和疫苗研究中心正在逐步形成多项目、多学科、自主研发与合作研发相结合、中远期课题相结合的研究开发体系，更加多样化、现代化的生物制品制备技术平台正在形成，拥有先进技术和蓬勃斗志的科研力量蓄势待发。

　　2016年8月23日，基于自主研发的汉逊酵母表达技术平台的国内首个申报临床的四价重组人瘤病毒（HPV）疫苗临床试验正式启动。

　　同年12月13日，中国生物研究院历时九年研发的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苗（Vero细胞）获得新药证书。

　　同年，中国生物研究院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PV）”获得临床试验批件；2018年3月，该疫苗顺利完成III期临床试验，目前处于新药审评阶段。

　　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生物研究院分别和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报的“重组11价人瘤病毒（HPV）疫苗”、“重组诺如病毒双价疫苗”相继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临床试验批件。

　　此外，中国生物研究院和复旦大学合作开发的治疗性乙肝疫苗“乙克”正在进行IV期临床试验，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发的艾滋病疫苗正在进行II期临床试验。

　　今日，更加多样化、平台化的技术体系，如哺乳动物细胞及汉逊酵母表达技术平台、重组病毒载体疫苗技术平台、细胞大规模培养工艺平台和新型佐剂研发技术平台等正逐步趋近于完备和成熟；在传承和延续传统疫苗制备技术的同时，结合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的新型疫苗研制技术手段正不断地更新、完善与发展；同时，依托于平台技术体系的支撑，更加多元化的产品种类，如脊髓灰质炎病毒、柯萨奇病毒等灭活疫苗、呼吸道合胞病毒等重组蛋白疫苗、治疗性融合蛋白药物等多种预防及治疗性生物制品正在逐步孕育。

　　纵观中国生物研究院波澜起伏的发展历程，这是一部浓缩了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发展史。

　　传承历史百年积淀，在新的时期，研究院将秉承生物技术发展历史的创新精神和优良传统，为大众疾病预防、提高我国生物制品产业的生物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践行我们的责任，同时，也将为我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